公共体育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广大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成为影响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因素^[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体育领域聚焦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战略部署^[2]。公共体育场馆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载体，党中央和国家政府颁布的各项政策为公共体育场馆数智化转型指明方向、注入动力。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开展公共体育场馆开放服务提升行动”^[3]。《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等均提出要加快体育场馆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并明确要求推动地方数字化升级改造不少于1 000个体育场馆，打造一批智慧体育场馆。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各地积极推进场馆智能化升级改造，公共体育场馆建设不断趋好，为群众参与体育运动提供了坚实保障。但课题组实地调研发现，公共体育场馆服务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应用滋生出一些新的风险隐患，亟待学界、业界加以关注并及时规范，否则很有可能阻碍场馆服务水平的提升，甚至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当前学者对数智技术在公共体育场馆领域的应用多聚焦技术应用的“工具理性”，如智能化建设^[4-5]、数字化运营^[6-7]及数字治理方面^[8-9]的积极影响，鲜有学者关注其对公共体育服务价值秩序的冲击，其潜在的风险隐患。鉴于此，本文以数智赋能公共体育场馆服务水平提升为研究对象，在阐释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场馆数智化过程中潜在风险，提出针对性防范建议，以期切实提高场馆服务水平，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助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概念阐释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实践活动加速融合的趋势，标志着人类社会正迈入新一代数智环境^[10]。相关学者从字面释义^[11]、过程目标^[12]、功能结构^[13]、发展状态^[14]等方面对数字赋能进行阐述。但现阶段学界关于数智赋能这一特定概念阐释较少，且对“数字化”“智能化”“数智化”等相近概念存在一定混淆^[15]。王颖等^[16]从技术的视角，将“数智”理解为数字、智能二者集成化的技术型概念，数智技术是对所有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集合体的简称；王秉^[17]认为数智化是在数字化的基础上，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充分利用“数据+算力+算法”的数智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和进步的历史进程；储节旺等^[18]将数智赋能界定为特定组织或系统依托数智环境，通过整合和重构数智类生产要素，为利益相关者赋予优化生产、增强创新、重塑竞争、科学决策等能力，以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行动者价值共创的一系列活动；崔皓^[19]认为数智赋能是指采用数字化技术、智能化技术以及其内涵的技术思维来推动社会特定区域与领域的发展与进步，大幅度改革现有领域的运行模式，以此为基础促进行业产业创新。综上所述，数智区别于数字，其更加强调智能技术的应用，其核心不仅是数据的数字化，更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实现智能决策。本文认为数智赋能是指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智能化手段深度融合，对特定对象赋予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效率优化和创新服务能力，核心是将数据资源转化为业务价值，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行动者价值共创，从而实现精准化、敏捷化发展。在体育领域，提升公共体育场馆服务水平是国家政策要求和民生关切的紧迫任务。然而，传统服务模式在精准匹配需求、提高决策效率、促进资源整合等方面存在瓶颈，亟待创新手段、实现突破。数智赋能凭借数据驱动的精准性、算法辅助的科学性、平台支撑的协同性以及技术共享的创新性等不可替代的核心特质，成为破解传统服务模式瓶颈、实现服务水平实质性跃升的必然路径和关键支撑。

2.   数智赋能公共体育场馆服务水平提升的作用机理

2.1   从粗放服务迈向精准滴灌：数据驱动服务内容精准画像

精准识别、精准感知公众对于场馆服务的实际需求类型与内容，是数据驱动服务内容精准画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传统场馆由于缺乏数据收集和分析手段，场馆管理者难以掌握用户的年龄分布、运动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服务供给普遍存在“大水漫灌”现象，服务内容与公众实际需求错位，进而导致场地利用率与服务满意度偏低。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与技术创新的浪潮下，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智技术正逐渐嵌入我国公共体育场馆服务体系，其精准性、即时性和高效性等显著优势为精准回应实际需求，实现场馆服务精准化创造了优势条件^[20]。场馆管理部门、运营机构等场馆主体依托数智技术对场馆服务需求产生的时间、地点、内容、类型和对象等信息进行收集、分类、统计，有利于实现供需匹配，精准响应公众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健身需求。具体而言，服务供给者借助智能感知设备、物联网技术等，全方位采集用户的运动数据、行为数据和反馈数据等多维度信息，并通过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算法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从而构建用户需求画像，如“热数据”“温数据”“冷数据”等画像类别^[21]。其中“热数据”可以展现用户当下运动场景、实时个体特征、人均消费等，“温数据”可以总结反馈用户近期较为频繁的线上或线下运动场景、运动时段分布等，“冷数据”指用户的年龄、性别、区域等基本信息。例如，黄龙中心支持旗下浙江省黄龙呼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智慧场馆管理系统，涉及赛事服务、票务管理、场馆导航、互动体验等方面的各类数据，通过深度挖掘与分析大数据，精准把握市场需求与观众偏好，为赛事策划、场馆运营及营销策略的有效制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实现了服务的深度个性化与精准化。

2.2   从经验判断迈向决策辅助：算法驱动业务流程动态控制

科学决策是保障场馆高效运营的重要前提，是在规范的数智化业务流程内，对场馆服务提供过程中所存问题、需求变化、风险预警等方面进行实时关注与监控的结果^[22]。传统的场馆运营决策主要依赖管理者的个人经验，在赛事安排、资源调配、人员管理等方面缺乏科学预测和精准分析，不利于应对市场的动态变化、用户的多样化需求以及各类突发事件，易导致决策失误，影响场馆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算法模型的引入使场馆能够对海量的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有助于场馆实现趋势研判和风险监测。一方面，基于海量常规事件的历史数据特征提取与模式识别，构建具备自适应能力的自动化响应方案库；另一方面，在数据关联性较弱的情况下，采用机器学习算法模型与概率推断技术挖掘潜在风险要素，通过关联特征聚类和时序特征融合技术实现多维风险预测，最终形成包含态势感知、阈值预警及策略推演的决策支持框架。例如，基于算法的智能驱动，深圳市啪啪运动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数字场馆可形成人、财、事、物一体化闭环智能管理模式。如根据观众流量和分布，灵活调配餐饮、保洁等服务人员的工作时间和地点，确保服务供给与需求实时匹配；运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分析，实现设备的预测性维护，提前发现潜在故障，减少设备维修成本和停机时间；在举办大型赛事时，能结合气象数据、交通数据以及历史观众流量数据，运用决策树模型和时间序列预测模型，提前预测赛事当天观众入场高峰时段和交通拥堵情况，为赛事安排提供决策依据。

2.3   从数字悬浮迈向数字吸纳：平台驱动供需主体双向互动

场馆数字治理成效集中体现在治理主体对技术的接纳。然而，在体育场馆数智化进程中，“数字悬浮”现象较为突出，即新引进的技术并不总是立即符合社会的环境需求^[23]，而是悬浮于场馆的日常事务和用户的体育活动需求之外，未能与实际场景有效契合。多部门业务关联的整合性服务，是公众获取高效便捷服务的重要前提^[24]。由此，如何将场馆各主体有效纳入数字治理体系，构建供给侧与需求端协同互动格局成为关键问题。数智时代，数字化平台的应运而生为吸纳多元主体协同提供了可能^[25]。基于平台生态理论打造的各类数字化平台，如场馆运营管理平台、移动终端等，都能聚集技术、服务、主体等资源回应多方需求，大大提升了场馆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例如，青岛“全民健身一张图”的“一站式”智慧体育平台，实现了体育资源“一张图”、赛事活动“一页查”、业务申报“一网通”、健身指导“一键达”、资讯政策“一瞬知”、体育社交“一起动”。青岛全市8万件公共体育设施一物一码，可查可控，市民扫码即可一键报修。全市赛事活动也随手可查，市民可随时随地搜寻身边的健身活动并参与其中。“全民健身一张图”平台推动了新形势下数字政务的服务汇聚、数据汇集、智慧惠民，全方位赋能体育工作，使得参与治理的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形成新型互动关系。此外，公众还可以通过反馈使用体验和建议，参与场馆的改进和活动策划等，场馆通过平台及时反馈和响应，进一步提升了公众的参与感和服务满意度。

2.4   从封闭系统迈向协同生态：技术共享驱动合作结果共赢

构建场馆数字产业服务生态圈旨在通过跨界合作，减少场馆在技术研发上的非必要投入，使其聚焦于大型活动引进与核心业务拓展，以此提高服务质量与专业化水平，从而提升消费体验和服务满意度^[26]。传统体育场馆属于区位驱动型，各地普遍将其作为新城区开发和城市更新的催化剂^[27]。但在新型消费方式和技术支撑下，数据要素推动传统体育场馆向体育新空间转化，体育新空间既是运动场景也是消费载体^[6]。目前，我国多数场馆的数智化建设受传统行政思维束缚，仅完成了相对容易的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主要服务于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以及满足基本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且服务内容多集中在场馆预定、人流统计和营业收入分析等内部管理方面，营销理念较为滞后，特别是大型体育场馆，技术投入与赛事服务脱节，在举办大型竞赛或文化演艺活动时，无法为粉丝提供个性化服务，导致服务质量和专业化程度欠佳，用户消费体验不佳，服务满意度不高。数字经济时代，跨界合作可便捷解决上述运营问题。具体而言，在赛事服务中，体育竞赛表演业可以与科技类企业进行合作，利用其成熟技术，如5G＋自由视角、5G＋VR等，打破观赛空间限制，实现观众体验虚实融合。以德国慕尼黑宝马公园为例，自2024年夏季安装ASB GlassFloor（玻璃制成的视频运动地板）以后，拜仁篮球队的主场比赛受益于这项技术的互动动画和视觉效果，渲染了比赛氛围，用户消费体验感大大提升；在健身服务中，引入5G＋AR应用设备，联动线上小程序服务与线下体验，搭建便捷自助化、无人化、多元化的健身新场景。一方面，第三方能够得到体育场馆常年举办大型文体活动和运营积累的用户原始数据，如目前众多运动鞋服、健身设施、智能穿戴等体育用品生产企业已通过主动对接场馆数据资源升级了产品性能，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产品销量^[8]；另一方面，场馆既可以借助科技类公司的技术支持提升其数智化建设水平，也可以运用新技术、新产品改善现场服务，通过合作方式达成互惠共赢。

3.   数智赋能公共体育场馆服务产生的风险隐忧

数智技术深度嵌入场馆服务，本质上是以追求效率、精准与可控为目标的工具理性与以坚守公共服务价值秩序为宗旨的价值理性的动态博弈过程。公共体育服务价值秩序，其核心在于保障公民平等享有体育权利的公平性、促进资源在区域与群体间合理分布的均衡性、实现服务广泛覆盖与成本可负担的普惠性，以及确保物理可达、数字兼容与服务易用相结合的可及性。若二者间的结构性张力缺乏有效调和，技术应用偏离或侵蚀公共价值，可能颠覆既定的价值秩序，形成潜在的风险隐忧。

3.1   技术迭代与制度适配错位削弱技术效能

技术应用的效果和技术执行的效率既取决于技术本身的类型、性质和阶段，也取决于技术所嵌入的制度环境和组织结构^[28]。公共领域的数智化本质上属于系统性制度变迁而非单纯技术升级。当前，数智化场馆建设面临“技术超前、规制滞后”的治理困境。一是数智治理相关立法不足。场馆在数据采集规范、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化制度规范体系。如《体育场馆信息化管理服务系统技术规范》《体育场馆智慧化建设规范》等政策文件均未明确提及数据采集标准。使用不同的设备和系统采集数据，采集精度、频率不一，使得不同群体在“被看见”和“被计量”的程度上存在差异，服务的公平性被弱化。二是场馆运营数据权属界定不明。包括运动人群健康数据归属、部门间运动设施使用数据互通规则、商业机构数据脱敏标准、运营流程追溯机制等关键问题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部门本位主义导致“数据壁垒”现象突出，场馆管理人员疲于应付各类数据填报系统。加之技术系统设计存在“上下一般粗”的适配性问题，基层场馆常陷入“有数据无能力”的局面，服务可及性下降。三是个人数据权益保护制度不全。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个人信息安全作出原则性要求，但在场馆人脸识别系统应用、会员健康数据管理、智能监控数据留存等具体场景中，隐私保护措施尚未有效落地。数据泄露事件引发的焦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场馆数字治理的信任度^[29]。四是公众参与数字治理制度保障不够。作为场馆服务的直接受益者，公众本应在场馆功能设计、服务优化、绩效评估等环节发挥主体作用。但现行治理模式仍沿袭传统行政主导路径，公众在智能预约系统改进、场馆设施改造升级等决策过程中缺乏一定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形成了“谁的需求被纳入模型、谁的利益被优先响应”的结构性偏向，这种单向度治理模式既削弱了服务精准度，也制约了新技术应用的可持续性。

3.2   技术索权与技术赋能并存加剧数字鸿沟

数字社会跨越时空边界，体现网络架构平等，但个体或群体获得信息技术资源和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别，“数字鸿沟”由此形成。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与应用，“技术鸿沟”不断扩大。数字技术不仅未实现普惠性赋能，即数字弱势群体没有平等享受新兴科技的数字红利^[30]。甚至当服务渠道数字化“一刀切”或当网络电子服务渠道优先化时，对数字弱势群体所享受的公共资源产生一定“挤占效应”，导致数字优势群体对数字弱势群体的“资源掠夺”，出现系统性社会排斥现象^[31]。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技术索权”，加大了公共服务在公平性与均衡性方面的裂隙。一是群体能力鸿沟。突出表现在老年群体、残疾群体、低收入群体、农村群体等弱势群体对数智化技术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截至2024年12月，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1亿，占总人口的22.0%，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标准^[32]。但随着科技变革的推进，全民健身服务的数智化转型已非原有简单的信息设备接入，而是转为要求使用者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和知识储备^[21]。2024年10月发布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水平调查报告（2024）》显示，我国60~69岁的老年群体中只有36.22%具备数字素养与技能初级水平，仅有7.34%具备高级水平，远低于其他年龄段^[33]。大部分老年人在社会的变迁中由于前期教育的缺失，其数字素养显然低于年轻人。实地调研发现，大部分老年人因无法操作智能储物柜、无人值守闸机，导致场馆使用频次减少，形成“技术恐惧—参与减少—能力退化”的恶性循环。公共体育场馆服务逐渐沦为“数字能力达标者”的特权，实质上剥夺了部分群体平等享有公共体育场馆服务的权利。二是区域发展鸿沟。一方面，区域间“马太效应”明显。目前，中西部落后地区的体育场馆内数字体育终端普及与高速网络覆盖不足^[34]。《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4年）》显示，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53.9万亿元^[35]，但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较为显著，第一梯队中西部地区仅有四川，反映出东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另一方面，“数字难民”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2025年1月，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人，而农村网民规模为3.13亿人，仅占网民整体的28.2%^[36]。因经济水平差距，贫困农村人口无力购置数字设备，被排除在数字经济的红利之外。在这种区域不平衡的格局下，公共体育服务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化分布，服务供给的均衡性目标因此被削弱。

3.3   技术嵌入与隐私保护失衡导致隐私泄露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公共体育场馆的深度应用，技术嵌入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当前，人脸识别、运动监测、智能穿戴设备等技术已成为场馆数智升级的标配，但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对公民隐私权构成潜在威胁。当公众对数智系统缺乏信任时，往往选择降低使用频率或完全退出，从而使部分群体在实际层面失去接入公共服务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共服务应有的开放性和可达性。相较其他领域，全民健身领域关涉主体最多，技术场景体验最丰富，隐私数据分布最广且流动环节多，因此失控风险也更大^[37]。以人脸识别技术为例，虽然其在门禁管理、用户身份识别等方面具有便捷性，但因其自身尚未成熟，隐私泄露、误识别等风险频发。如美国《财富》杂志曾报道，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用高清的3D面具和照片成功欺骗了人脸识别系统，其中包括中国的微信和支付宝^[38]。这些风险使得技术成为需要被治理的对象。在对技术进行治理时，又不得不依赖其他技术手段，这就陷入了“以技术治理技术”的自反性困境。如场馆的智能监控系统为了保障数据安全和隐私，需要采用加密技术、访问控制技术等进行防护。但这些技术本身也存在被破解的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导致监控数据泄露，引发更严重的安全问题。如加拿大健身中心曾发生过用户数据泄露事件，由于数据管理不善，健身房顾客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联系方式、信用卡号等个人隐私被泄露。这些数据被不法分子利用，给顾客带来了骚扰和潜在的经济损失^[39]。简言之，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场馆场域的广泛应用使得个人变得更加透明，隐私的边界不断收缩^[40]。当隐私风险打破“便利”与“安全”之间的平衡，公共体育场馆赖以维系的服务边界和社会信任便会受到动摇，其公共属性亦随之受到挑战。

3.4   治理效率与社会公平冲突影响服务普惠

“技术利维坦”倾向导致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殖民化侵蚀^[41]。当前，数智技术为场馆效率实现最大化提供了支撑，然而，技术的应用可能给场馆带来诸如算法歧视、服务不均等化等弊端，严重危害其公平性^[42]。一是算法歧视弱化场馆服务普惠性。算法歧视在商业领域的普遍性已引发广泛关注，但在公共体育服务场景中，其危害可能会因场馆的公共属性而更具社会破坏力。具体表现为场馆利用算法分配资源，如场地预订、设备分配等。然而，算法可能会基于历史数据和用户行为模式进行决策，这可能导致对某些群体或活动的偏见。例如，算法可能更倾向于分配资源给热门的体育项目或高消费用户，而忽视了一些小众体育项目或普通用户的需求。实地调研发现，部分场馆智能排期系统优先分配高单价商业活动，挤压公益性时段占比，使得其“公益/商业”场地分配比较低。此类“算法寻租”行为通过隐形规则重构公共服务资源的分配秩序。二是动态定价异化公共服务本质。商业领域的“大数据杀熟”行为在公共体育场馆中呈现特殊形态，其矛盾集中于场馆服务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失衡。一方面，数智技术使场馆能够根据实时需求和市场情况进行动态定价。虽然从经济角度看，这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但可能会削弱场馆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的普惠性。当价格过高时，可能会使一部分民众因经济原因无法享受场馆服务，从而违背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实质上，当LSTM预测算法模型将用户支付意愿作为核心变量时，场馆就从“公共服务提供者”异化为“数据中间商”。另一方面，《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因缺乏技术效益后评估机制，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重硬件轻服务”的投机行为。场馆的财政补贴项目评审缺乏公开透明的程序和统一、规范、客观的评价标准，可能会引导资金评审机构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流于形式。

4.   数智赋能公共体育场馆服务产生风险的防范策略

4.1   构建“技术—制度”协同机制，破解配套错位困局

当前场馆数智化建设面临的核心矛盾在于技术革新速度远超制度供给能力，这不仅制约了技术效能的有效发挥，更可能冲击公共体育服务的价值秩序。当制度缺乏有效调适时，技术应用容易导致服务公平性弱化、均衡性受损以及可及性下降。因此，亟待构建“技术—制度”双轮驱动的协同机制，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使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公共价值目标。

一是完善基础性制度框架。将价值导向内嵌于制度设计之中，建立涵盖场馆数智化建设全流程的基本制度规范，从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到评估改进等环节制定统一标准。尤其在制定数据采集标准和智能设备应用规范时，不仅要考虑技术效能，还要避免设备差异导致部分群体“被忽视”，从而削弱服务机会的公平性。此外，制度设计应着眼于技术规范与场馆整体运营体系的有机融合。如财务管理制度中应考虑数智化建设中设备采购、软件升级等资金投入与回报的核算方式；在人员管理制度中应包含对数智化技能培训、岗位职能调整等内容的规定，通过全方位制度设计确保技术应用有章可循。

二是健全数据权属与隐私保护规则。面对场馆数智化产生的大量运营数据和用户行为数据，必须明确界定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归属原则，根据数据来源、采集方式和类型制定差异化规则，着重保障用户隐私权益和公共数据的公益属性。这不仅关系到技术运行的合规性，更关系到公众对场馆数字治理的信任度。可借鉴《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经验，建立体育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区分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的权属边界。

三是强化制度执行与监督机制。一方面，可通过跨部门的监督审查机制，防止部门壁垒导致的资源分割，保障不同群体在数智赋能过程中被平等对待；另一方面，要构建完善的奖惩体系，对制度执行良好并兼顾公共价值的场馆予以扶持，对忽视公共价值导致不公平现象的行为实施严厉处罚。通过“监管+激励”的双重保障机制，形成制度约束与价值导向的双重保障。

4.2   实施数字包容性提升工程，弥合数字鸿沟现象

数字鸿沟的存在更深层次地反映出公共体育场馆服务在公平性与均衡性方面的不足。为弥合数字鸿沟，需构建立足于价值导向的“技术适配—服务优化—区域协同”系统性数字包容体系。

一是推进群体适配，保障服务公平性。针对老年人、低数字技能等群体，需开发操作简便、界面友好的数智应用，扩大服务覆盖，保障特殊群体的服务可及性。例如，为老年人群体设计大图标、简化操作流程的移动端应用，增加语音交互功能；针对特殊群体，提供无障碍支持，为视障人士开发语音导览系统，为听障人士提供手语视频服务，为文化程度较低群体制作图文并茂的操作指南。可借鉴上海的生僻字信息系统改造和北京手语导览服务典型实践案例。

二是推动区域协同，增强服务均衡性。一方面，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与资金支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技术援助等方式提升其数智水平，缩小服务获取的地域性差距。如可设立专项扶持资金，用于智能设备购置和网络设施建设，同时组织发达地区的技术专家进行对口帮扶。另一方面，建立跨区域资源共享机制，通过搭建场馆数智联盟平台，实现展览、演出等资源的数字化流转。可借鉴浙江省“全民健身地图”整合全省场馆资源的做法，以及宁夏“东数西算”工程的区域协同经验。

4.3   建立数据安全立体防护体系，平衡技术应用与隐私保护

隐私泄漏风险不仅侵害个体权益，更可能导致部分群体因担忧安全问题而放弃服务，直接削弱场馆的普惠性与开放度。因此，需构建技术、法律、伦理三位一体的防护体系。

一是强化技术防护，奠定隐私安全基础。采用混合加密技术与匿名化处理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数据在采集、传输和存储环节的安全性，同时对智能设备产生的敏感信息进行动态脱敏，从源头阻断身份识别风险。此外，应部署基于AI的行为分析系统，实时监测如高频登录、异常数据下载等异常访问模式，并联动自动化阻断机制，实现秒级威胁响应。例如，杭州大会展中心通过硬件级国密加密芯片和轻量化脱敏技术，将数据泄露风险降低近90%。

二是完善法律规制，明确数据边界与责任。一方面，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定场馆数据保护细则，明确数据采集边界和共享条件，如生物特征仅限必要场景且须用户明示同意；另一方面，强化跨部门执法协作，针对数据倒卖、算法歧视等行为实施黑名单制度与行业准入限制。例如，《上海公共体育场馆开放运营管理办法》通过界定“黄牛”数据滥用行为的法律责任，将违法成本大大提升。

三是注重伦理约束，重建公众信任，通过准则内化与意识提升实现双向治理。行业内部应制定《场馆数智化数据伦理公约》，强制推行最小必要原则和时限管控，如人脸数据仅存储特征码等；对外则需建立透明化数据看板，向公众开放数据流向查询，增强公众的知情权与安全感，维护服务的长期可及性。

4.4   创新算法治理范式，构建公共服务价值导向的算法体系

算法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其潜在的歧视性与资源分配不公风险对公共体育场馆服务的公平性和普惠性构成严峻挑战。针对算法歧视和动态定价不合理问题，需建立“算法审计+价值嵌入+多元共治”的治理框架。

一是在算法审计层面，通过专业化、标准化的审查机制确保算法运行的公平性。具体而言，应设立独立的算法审计机构，对场馆票务预订、服务资源分配等关键算法进行全周期审查，重点评估输入数据的代表性，如地域、年龄等隐性偏见以及输出结果的公平性，如定价差异的合理性问题。审计标准则需涵盖技术指标与社会伦理指标，可借鉴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中的“高风险算法”审计框架等国际经验建立动态更新的审计规范。

二是在制度约束层面，制定算法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明确算法开发者和使用者的责任和义务，确保技术运行始终与公共利益相契合。例如，规定算法开发者必须对算法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并向相关部门报备；使用者必须确保算法的使用符合法律法规和伦理要求。建立分级问责机制，对定价波动过大等一般性算法缺陷责令限期整改；对特定群体服务受限等系统性歧视则追究开发者与运营方的连带责任，并处以高额罚款或市场准入限制。

三是在多元共治层面，算法治理需突破政府单边监管模式，构建“政企社民”四方协同的共治生态。鼓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算法治理。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和法规进行宏观调控；企业在算法设计和应用过程中遵循社会责任原则；社会组织开展算法伦理审查和监督；公众通过反馈机制对算法的不合理之处提出意见，从而提升其信任度。例如，建立场馆算法公众投诉平台，接受用户对算法歧视、动态定价不合理等问题的反馈，并及时处理。

4.5   培育数智化场馆服务生态，推动跨界融合与价值共创

数智化场馆服务生态的构建，其核心在于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的跨界协同，整合资源，激发创新活力，最终实现多元主体在互动中的价值共创。

一是创新协同，激发经济价值。数智化场馆服务生态的培育需以协同创新为核心，通过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与社会参与的有机联动实现资源整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可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通过设立专项创新基金等政策杠杆和搭建产学研合作联盟等平台破除行业壁垒；企业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基于市场需求开发个性化服务，并通过竞争机制倒逼技术迭代；社会力量通过用户反馈机制和志愿者服务，如数字技能培训等弥补公共体育场馆服务短板，形成“需求识别—技术响应—服务优化”的闭环，增强服务的响应性与公平性。

二是示范引领，彰显社会价值。通过标杆项目，输出可复制的技术标准与运营范式，从而缩小区域间与群体间的服务水平差距，提升整体的服务均衡性。一方面，遴选基础设施完善、管理能力强的场馆，如北京国家游泳中心等进行全链条数智化改造，重点展示物联网设备集成、数据中台构建等核心技术的协同应用，形成《智慧场馆建设白皮书》等标准化成果；另一方面，通过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智慧场馆峰会等高端论坛和2022年杭州亚运会场馆数字化成果展等案例巡展推广经验，推动行业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集成”。

三是产业协同，拓展生态价值。通过聚焦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耦合，构建以场馆为核心的数字化产业集群。在横向层面，推动硬件制造商、软件开发商与内容提供商组建产业联盟，通过联合研发和资源共享提升整体竞争力；在纵向层面，依托信息共享平台打通供需链。例如，能源管理企业可与场馆合作开发动态调光系统，实现节能目标。此外，通过生态化布局延伸场馆的价值链，如衍生AR周边产品，防范过度商业化导致的同质竞争，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生共赢。